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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国科技创新真正强大的秘诀
不必意外，仅七个大国（美、英、德、加、中、日、澳）入选的科学家人数就占了总数超过70%，美国仍以39.88%的占比遥遥领先，中国则是各大国中在这一年里进步最快的，占比从3.73%提升到了3.99%，排名首次超过日本。
从全国来看，腾讯这次入选的顶尖科学家人数，在国内科研单位中已可排到前50，超过了一些211大学，如华南师范大学（入选29位）、郑州大学（27位）、兰州大学（25位）。
尤为值得关注的是，腾讯首席科学家张正友博士世界排名1002，中国排名前十，他三个子领域的世界排名也很靠前：人工智能与图像处理（第30名）、网络与通讯（第30名）、信息与通信技术（第36名），而在中国排名均进入前三。
这一现象为何值得关注？这么说吧，14亿中国人中不缺高智商人才，假以时日，肯定能涌现出更多顶尖科学家，但关键是创造一个机制，如何汇聚起这些聪明的头脑，推动科技攻关。
对比一下美国，就能看清楚问题出在哪里：像信息技术这样的高科技前沿研究，在美国是由市场生态中涌现的无数企业推动的。当一个技术创新出现时，往往即便是发明家本人也无从料见其未来发展，因而它在本质上都是需要不断探索的风险项目，是在前途未卜的海洋里航行。
此时，只有一个灵活调适的市场机制才能提供必要的风险融资，并不断为它提供前行的动力——通俗地说，技术创新这个“孩子”要长大，市场得不断给它“喂奶”。
很多技术创新在起初都无法设想未来的广泛应用，像电话刚被发明出来时，似乎除了让人聊天闲扯之外，根本没什么用，谁能想到它后来对现代通信技术乃至社会、军事等诸多领域产生如此深远的冲击？
英特尔算是硅谷最具传奇色彩的品牌之一，作为一家初创企业，起初即便是行家也无法评估其市场前景，但它仍在创立不到三年的1971年便上市了，在二三十年内就彻底改变了芯片行业。
197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赫伯特·西蒙首创“有限理性”的概念，强调人们没有能力同时考虑所面临的所有选择，不可能总是在决策中实现效率最大化，只能在有限理性的范围内行动。正因此，新的变革没办法实现规划好，只能由那些对前沿动向最敏感的创新主体通过不断试错来推动。
有人测算过，仅仅一代人的时间，1979年推出的IBM 4341，相比起1953年流行的IBM 650，其速度相对价格的性能提升了114.3万倍！
根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估算，到1960年代，联邦基金援助在各主要科研领域研究费用中的占比都相当惊人：航空航天（90%）、电力和电子设备（65%）、科学仪器（42%）、机械（31%）、合金（28%）、汽车（24%）、化工（20%）。时至今日，各国都在提升企业科技力量，全球高科技企业也都在深化和母国的合作、协同。
不过，再强大的国家也不可能包揽所有产业，技术进步还需要融入一个国际分工协作体系：钱你也许不缺，但要取得进展还需要大量基础科学研究、数以万计的熟练工程师，最好能在若干环节占据重要的节点。以信息技术为分水岭，基础研究的一个趋势是：早先只有少数天才科学家偶发的灵感，但信息科技将使数据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，并通过国际合作形成一个不断快速反馈、改进，最终自发演进的体系。
要紧紧跟牢、参与这一复杂的全球体系，企业不可或缺的创新主体地位就在这里。从腾讯这些年来的表现也能印证这一点：仅2022年上半年，腾讯的研发投入就高达304亿元，同比增长26%；去年研发人员数量同比增长41%，新增研发项目超6000个，同比增长51%。
更重要的是，腾讯丰富的业务场景既激发了前沿研究，又为这些研究提供了最佳的应用场景，推动实体经济进一步数字化转型。拥有超过150项全球专利的杰出科学家刘杉，她在加入腾讯前曾先后供职于索尼、联发科、IBM、三菱电子等多家知名企业，之所以愿意加盟腾讯，她表示主要是看中了新东家可以提供全球最丰富的应用场景。
与此同时，这些独特优势完全可以回应国家重大科技上的战略性需求，国家与地方也需要将高科技企业整合进来，用好市场创新，实现国家与社会目标——苏联和美国的历程已经证明这是提升国家科技竞争力的关键一步。
我们没有更好的道路可走。